对于一个人来说，走过七十年的人生里程，他的生命大厦基本上也就成型了，而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大厦更是以不凡的姿态耸立在学术界。
周来祥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是早在60年代初期，从那以后，他便在这条道路上艰辛地跋涉着。他早年也曾是一个极富诗人气质的青年，做过街头诗人，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诗歌是属于青年人的。当他一旦投身到理论研究之中，象所有的理论家一样，他应该是寂寞的。理论家的生活不可能多姿多彩，因为他需要让心灵沉静于思考之中。几十年如一日的放弃与坚持，这其中的坚韧与对学术的信仰，他的师友学生自是可以体会出的。
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美学界是独树一帜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记得德国著名美学家亨·克曼教授访问时，翻译在介绍周先生时，称他为“中国的黑格尔”，大概他是认为在对逻辑思辩和理论体系建构上，周先生与黑格尔极为相似。在方法论上，周来祥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两个原则，一方面为美学思维提供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又在美学范畴的逻辑运动中，及时地结合美与艺术的现象形态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美学思想，因而周先生的美学理论在体系性、历史性、思辩性上都极富特色。在这种理论思维方式之下，周来祥先生从美学原理到文艺美学，从中国古典美学到西方美学再到中西比较美学，他的美学理论大厦正是这样一层层地建立起来了，也许是这个大厦太宏观、太庞大了，许多人一经接触就不得不为它的博大精深而折服。有一次，一个刚刚开始攻读硕士的学生很困惑地对先生说：“先生，我觉得您把什么都研究完了，而且说的都挺对的，我不知道我还可以研究什么？”先生微笑着听他说完道：“等你把这些吃透了，就会发现你可以研究的东西远远研究不完。比如，你们一直学习的是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类型追溯到先秦时代，而我认为在美学理论上，它们应该是属于近代的范畴，对于这一点你怎么想，就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其实，周来祥本人也总是说：“文章是写不完的，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好多好多工作想做，比如，我一直想用和谐美的理论重写一部文学史，可以带来不同的思考。”也许正是这种紧迫感，所以，先生虽已年届七十，却总有一种青年人的精神面貌，走路总是急匆匆的，仿佛是两步并作一步走，马上要跑起来似的，拎着鼓鼓囊囊的皮包，神情专注地走在家与研究所之间。
学术界将周来祥先生的理论称为“和谐派”，他的理论自成一家，体系完备，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引起强烈的反响。周先生从1950年写下第一篇美学论文开始，至今已经发表了近200篇论文，出版有《马列主义的美学原则》、《论美是和谐》、《再论美是和谐》、《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美学规律》、《论中国古典美学》、《中国美学主潮》、《西方美学主潮》、《中国的现代美学》（意大利版）、《中西比较美学大纲》等著作。而且这些学生在学术界多数已经成绩显著。不过，还是有许多人误认为和谐美就是形式美，其实，周先生说过，他认为的和谐范畴应该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和哲学概念，包括四层含义，即形式的和谐、内容的和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自由的关系。先生不仅在理论上深刻地论证和谐的概念，在生活中也讲究和谐的境界，他在和谐的四层含义中，最为重视的是最后一层，他经常告诉大家一个和谐自由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当听到一个学生说，在处理工作关系时将理论结合到实践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高兴地说：我们都得向你学习呀。他不但在生活中追求和谐美，而且坚信和谐美的理想，他预测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荒诞之后，我们迎来的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辨证和谐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人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往一种和谐的生存空间。一种和谐的生命过程，就象昆明世博会的主题——天地人的和谐曲，周先生当时就十分地欣喜，这种欣喜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的研究，更多地是因为一种对社会和人类的关注，一种融于了生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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